基辛格博士最近發(fā)表了一些對近幾十年來世界政治進程的思考，其中提到了新武器的發(fā)展和人工智能調解的戰(zhàn)略情景帶來的20世紀沖突的回歸?；粮襁€提到了烏克蘭的局勢以及美國、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的平衡。

基辛格表示，即時通訊和技術革命結合起來，為領導人必須解決的兩個關鍵問題提供了新的意義和緊迫性。

1）什么是國家安全的根本？

2）什么是國際和平共處的必要條件？

盡管存在著大量的帝國，但對世界秩序的渴望被地理和技術限制在特定的區(qū)域。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也是如此，它們涵蓋了廣泛的社會和文化。這些都是區(qū)域性的秩序，共同演化為世界秩序。

從16世紀開始，技術、醫(yī)藥和經濟及政治組織的發(fā)展擴大了歐洲將其權力和政府系統(tǒng)投射到世界各地的能力。從17世紀中期開始，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尊重主權和國際法為基礎。后來這一體系在全世界生根發(fā)芽，在傳統(tǒng)的殖民主義結束后，它導致了一些國家的出現，這些國家--基本上被以前的祖國正式拋棄--堅持定義，甚至藐視既定的世界秩序的規(guī)則--至少是那些真正擺脫了帝國主義統(tǒng)治的國家，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等。

自二戰(zhàn)結束后，人類一直生活在相對安全和合法化之間的微妙平衡中。在以前的歷史時期，這種平衡中的錯誤的后果是最嚴重的或災難性的。當代時代引入了一種有可能使人類自我毀滅的破壞性水平。先進的相互摧毀系統(tǒng)的目的不是追求最終的勝利，而是要防止別人的攻擊。

這就是為什么在1945年日本核悲劇發(fā)生后不久，核武器的部署開始變得不可估量，不受后果的限制，并以安全系統(tǒng)的確定性為基礎。

七十六年來（1946-2022年），雖然先進武器的威力、復雜性和準確性都在增長，但沒有一個國家被說服去實際使用它們，甚至在與無核國家的沖突中。美國和蘇聯(lián)都接受了在無核國家手中的失敗，而沒有動用自己最致命的武器：如朝鮮戰(zhàn)爭、越南、阿富汗（在這種情況下，蘇聯(lián)和美國都是如此）。

時至今日，這種核困境并沒有消失，而是發(fā)生了變化，因為更多的國家開發(fā)了比 "核彈 "更精良的武器，前冷戰(zhàn)時期破壞能力的基本兩極分布已被非常高科技的選擇所取代--這是我在各種文章中談到的話題。

網絡武器和人工智能應用（如自主武器系統(tǒng)）使目前危險的戰(zhàn)爭前景大大復雜化。與核武器不同，網絡武器和人工智能無處不在，開發(fā)成本相對較低，而且易于使用。

網絡武器結合了大規(guī)模影響的能力和模糊攻擊歸屬的能力，當攻擊者不再是一個精確的參考，而是成為一個 "測驗 "時，這一點至關重要。

正如我們經常指出的那樣，人工智能也可以克服對人類操作員的需求，并使武器能夠根據自己的計算和選擇目標的能力，以幾乎絕對的精度和準確性來發(fā)射自己。

由于其使用的門檻如此之低，其破壞能力如此之大，使用這種武器--甚至僅僅是威脅--就可以將危機變成戰(zhàn)爭，或者通過無意的或不可控制的升級將有限的戰(zhàn)爭變成核戰(zhàn)爭。簡單地說，將不再需要首先投擲 "炸彈"，因為它將被降級為針對可能的而不是確定的敵人的報復性武器。相反，在人工智能的幫助下，第三方可以確保第一次網絡攻擊是歸于那些從未攻擊過的人。

這種技術的影響使其應用成為一場災難，從而使其使用受到限制，以至于變得無法管理。

目前還沒有發(fā)明任何外交手段來明確威脅它的使用，而不存在預期反應的風險。以至于軍備控制峰會似乎已經被這些無法控制的新事物所淡化，從沒有標記的無人機攻擊到來自網絡深處的網絡攻擊。

技術發(fā)展目前伴隨著政治轉型。今天，我們正目睹大國之間的競爭重新出現，并因令人驚訝的技術的傳播和進步而被放大。20世紀70年代初，在周恩來的倡議下，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重新進入國際外交體系，并在該十年結束時，由于鄧小平的努力，全面重新進入國際舞臺，當時中國的人力和經濟潛力巨大，但其技術和實際力量相對有限。

在其歷史上第一次面對一個地緣政治競爭者，其資源有可能與自己的資源相當。

每一方都把自己看作是一個統(tǒng)一體，但方式不同。美國的行為假設其價值觀是普遍適用的，并將最終被各地采納。相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期望其超千年文明的獨特性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飛躍將激勵其他國家效仿它，以擺脫帝國主義的統(tǒng)治并對中國的優(yōu)先事項表示尊重。

美國的 "天命 "傳教士沖動和中國的宏偉和文化優(yōu)越感--包括臺灣在內的中國--都意味著一種對對方的從屬恐懼。由于其經濟和高科技的性質，每個國家都在影響對方迄今為止認為是其核心利益的東西。

在21世紀，中國似乎已經開始扮演一種國際角色，它認為自己因幾千年來的成就而有權這樣做。另一方面，美國正在采取行動，將權力、目的和外交投射到世界各地，以維持其戰(zhàn)后經驗中建立的全球平衡，對這一世界秩序的實際和想象中的挑戰(zhàn)作出回應。

對于雙方的領導人來說，這些安全要求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他們得到了各自公民的支持。然而，安全只是廣闊圖景中的一部分。地球存在的根本問題是，這兩個巨人能否學會將不可避免的戰(zhàn)略競爭與共存的概念和實踐相結合。

俄羅斯--與美國和中國不同--缺乏市場力量、人口影響力和多樣化的工業(yè)基礎。

俄羅斯橫跨11個時區(qū)，幾乎沒有天然的防御分界線，它根據自己的地理和歷史需要行事。俄羅斯的外交政策代表了一種神秘的愛國主義，在第三羅馬式的帝國法中，一種揮之不去的不安全感基本上源于該國長期以來對跨越東歐平原的入侵的脆弱性。

幾個世紀以來，從彼得大帝到斯大林--順便說一下，斯大林甚至不是俄羅斯人，但本著導致1922年12月30日蘇聯(lián)成立的國際主義精神，他覺得自己是俄羅斯人--的領導人一直試圖用圍繞其分散的邊界強加的安全地帶來孤立俄羅斯的廣闊領土。今天，基辛格告訴我們，同樣的優(yōu)先事項再次體現在對烏克蘭的攻擊上--我們補充說，很少有人理解，還有很多人假裝不理解這一點。

這些社會的相互影響是由它們的戰(zhàn)略評估形成的，而這些戰(zhàn)略評估源于它們的歷史。烏克蘭沖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華沙條約組織解體后，其成員國（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變成了 "西方 "國家，整個領土--從中歐建立的安全線一直到俄羅斯的國家邊界--都向新的戰(zhàn)略設計開放。穩(wěn)定取決于這樣一個事實：華沙條約本身--特別是1975年在赫爾辛基舉行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之后--減輕了歐洲對俄羅斯統(tǒng)治的傳統(tǒng)恐懼（事實上，當時是蘇聯(lián)的統(tǒng)治），并緩解了俄羅斯對西方攻勢的傳統(tǒng)擔憂--從瑞典人到拿破侖，直到希特勒。因此，烏克蘭的戰(zhàn)略地理體現了這些擔憂在俄羅斯再次出現。如果烏克蘭加入北約，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的安全線將被置于距離莫斯科僅500多公里的范圍內，這實際上消除了在前幾個世紀瑞典、法國和德國試圖占領俄羅斯時拯救俄羅斯的傳統(tǒng)緩沖區(qū)。

如果安全邊界建立在烏克蘭的西側，那么俄羅斯軍隊就會在布達佩斯和華沙的近旁。2022年2月對烏克蘭的入侵是對上述國際法的公然違反，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戰(zhàn)略對話失敗或其他方面開展不充分的后果。兩個核實體在軍事上相互對抗的經驗--盡管沒有訴諸其破壞性武器--強調了基本問題的緊迫性，因為烏克蘭只是西方的一個工具。達里奧-福曾經說過，中國是阿爾巴尼亞的一個發(fā)明，用來嚇唬蘇聯(lián)的。我們可以說，烏克蘭目前是西方為嚇唬俄羅斯而發(fā)明的--這不是一個笑話。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正在為這一發(fā)明付出血的代價。

因此，美利堅合眾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lián)邦之間的三角關系將最終恢復，即使俄羅斯將因其在烏克蘭的預期軍事限制的展示、對其行為的廣泛拒絕以及對其制裁的范圍和影響而被削弱。但它將保留核和網絡能力，以應對末日的情況。

相反，在中美關系中，難題在于兩種不同的國家偉大概念能否學會和平共處，以及如何和平共處。就俄羅斯而言，其面臨的挑戰(zhàn)是該國能否將其對自身的看法與它長期以來稱之為 "近鄰"（主要是中亞和東歐）的國家的自決和安全相協(xié)調，并作為國際體系的一部分而不是通過支配來實現。

現在看來，一個基于普遍規(guī)則的秩序，無論其概念多么有價值，在實踐中都有可能被一個至少部分脫鉤的世界所取代，而且是無限期的。這種分裂鼓勵人們在其邊緣地區(qū)尋找影響范圍。在這種情況下，那些不同意全球行為規(guī)則的國家將如何能夠在一個商定的平衡設計中運作？對支配權的追求是否會壓倒對共存的分析？

在一個技術越來越強大的世界里，既可以提升也可以瓦解人類文明，大國之間的競爭沒有確定的解決方案，更不用說軍事解決方案了。一場無節(jié)制的技術競賽，在外交政策意識形態(tài)的支持下，每一方都相信對方的惡意，這有可能造成災難性的相互猜疑循環(huán)，就像引發(fā)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那場戰(zhàn)爭，但后果卻無比嚴重。

因此，所有各方現在都不得不重新審視其國際行為的首要原則，并將其與共存的可能性聯(lián)系起來。對于高科技公司的領導人來說，在道義上和戰(zhàn)略上都有必要--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內以及與潛在的對手國家--就技術的影響以及如何限制其軍事應用進行持續(xù)討論。

這個話題太重要了，不能在危機出現之前被忽視。在核時代，軍備控制對話有助于淡化和顯示克制，對新興技術后果的高級別研究也可以促使人們反思，并促進相互戰(zhàn)略自我克制的習慣。

當今世界的一個諷刺是，它的輝煌之一--技術的革命性爆發(fā)--出現得如此之快，如此樂觀，以至于它的危險性已被超越，而為了解其能力所做的系統(tǒng)努力卻不足。

技術專家們開發(fā)出了驚人的設備，但卻很少有機會在歷史框架內探索和評估其比較意義。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指出的，政治領導人往往對他們可用的機器和算法的戰(zhàn)略和哲學意義缺乏足夠的了解。同時，技術革命正在侵蝕人類的意識和對現實本質的認知。上一次偉大的變革--啟蒙運動--用可重復的實驗和邏輯推理取代了信仰的時代?，F在，它被對算法的依賴所取代，算法的工作方向正好相反，提供結果以尋求解釋。對這些新領域的探索將需要國家領導人做出相當大的努力，以減少，最好是彌合技術、政治、歷史和哲學世界之間的差距。

當前大國的領導人不需要立即對如何解決這里所描述的困境制定詳細的愿景。然而，基辛格警告說，他們必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要避免的，什么是不能容忍的。明智的人必須在挑戰(zhàn)表現為危機之前預測到它們。